《世华文艺》第 150 期，于七月一日分别用简、繁体在《中国日报》和《台湾时报》发表，为了便于文友们阅读，现用微信公众号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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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四川  陈茂森

我的父亲陈大培只上过半年私塾，但人很聪明。早年，他在我们蓬溪的一个盐灶上工作时（土法烧盐的地方），有一次打牙祭（吃肉菜），单位明明买了10斤肉，后来却只端出来两碗肉。父亲朝厨房里扫了一眼，心中有数了，说：“今天菜少了，干脆掏点泡咸菜”。厨师一听赶忙说：“我来我来，你们吃”。父亲心中更加有数了，眼一瞪：“师傅辛苦了，我自己来”！父亲掀开一个特大的泡菜坛盖子，尖尖一碗回锅肉放在坛口上……

胡耀邦的话父亲牢记于心

解放初期，父亲作为蓬溪县盐业工会主席，有幸参加当时的川北行政公署主任胡耀胡耀邦在川北南充召开的会议。后来，父亲多次告诉我们说：“对我后半生影响最大的是胡耀邦总书记！”。

那是1951年，父亲坐在川北行署的会议厅，聆听时任川北行政公署主任的胡耀帮作报告，他亲民坦诚，和蔼可亲，说话风趣幽默。一些比喻深深吸引了父亲。耀帮讽刺那些在工作面前畏缩不前的人：就像老太婆扭秧歌，进两步退三步；他批评那些搞工作做官样文章的人：干部干部，穿衣穿裤，走起路来，四方八步……后来吃饭的时候，胡主任到每桌来敬酒，父亲问他：“共产党员首先应做好什么？”，胡主任说：“共产党人凡事要以身作则，给老百姓做好模范带头作用”……

作者儿时与父母合照

耀邦总书记当年这些话，深深地铭刻在父亲的心中。

50年代中期，精简城市人口的运动来了。父亲时任蓬溪县城关镇负责人，他大笔一挥，第一个把母亲和我下放回农村老家。母亲拿着证件找他闹：“我们不属于下放的对象”。父亲根本不理，说：“你们不去，我怎么开展工作？”后来，母亲找了县委领导，上级这才责令父亲纠正这个不公正的错误决定。

后来，中苏关系恶化，苏联紧紧逼债，国民经济下滑，百姓收入普遍减少的时候，父亲主动向组织提出，下降自己两级工资。 50年代末，父亲主持了蓬溪城河淘河义务劳动。简短的仪式刚一结束，父亲第一个跳进冰冷刺骨的城河，铲起第一铲淤泥……

父亲一生遗憾

 父亲曾经说过：“我一生有三个遗憾”。

十四岁那年，一群红军从我们老家路过。当时，父亲正在一个小山坡上给地主放牛。几个比父亲稍大点的红军围着父亲劝他跟他们走。父亲经不住劝说，很想出去开开眼界，说：“那这牛怎么办呢”？对方说：“甩在这儿”。父亲想了想说：“我就这样跑了，我家可赔不起呢。干脆，你们在这里等我，我把牛送回去了就来”。对方问：“多远”？父亲说：“六、七里路”。几个红军哈哈大笑：“算了算了，我们下次带你走”……

作者父亲陈大培

父亲后悔地对我们说：“那次是自己人小不懂事，没有把握住机会。要是当年跟他们走了，今天就不会坐在这儿了”。父亲叹了口气又说：“不过，也说不清哩，走雪山过草地那么艰难，后来又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那么凶险，我跟着去了，也许早就不在人世了”……

60年代初，父亲被组织上通知，升任一个重要职务。但是，任命文件刚出来几天，父亲还没上任，他的风湿关节炎突然加重，瘫痪在床……

父亲说：“这也是命。命中只有八角米，走遍天下不满升”。

70年代初，组织上要文革中靠边站的父亲继续回到城关镇主持工作。父亲和家人商量后回应说：“我愿意回去，但是，我有两个子女现在还在农村当知青，按规定他们应当回城了。请组织部门先把他们安排了我再上任”。组织上来人说：“你上任安排不更方便吗”？父亲说：“那样，我以后不好gand工作”。来人说：“我可以转达”。后来，他们仍然叫父亲先上任。父亲却仍然要组织公事公办。抬了半年杠，县革委主任火了：“难道离了红萝卜不出席？你不去算了！”

父亲说：“这次是拗性，同组织拗性。结果，胳膊没扭赢大巴腿”。有人评论父亲：太固执。

家人集体照片

70年代初，父亲同组织拗性失败后被贬到一个乡镇去工作。当时，除县委县府、武装部、公安局有一辆小车外，其他单位都无车，出差或工作调动都是自己到车站赶班车。临上任报到的头天晚上，父亲突然决定，明天不坐班车，自己挑着行李去上任，全家大吃一惊。当时，父亲已五十出头了，身体多病而羸弱，而且有二十余年没有参加体力劳动了，那一担行李有七八十斤重，路程有四十多华里，父亲吃得消么？母亲是坚决反对的。父亲说：“那干脆叫娃儿同路，他可以替我换换肩，而且他下乡的地方又在半路上，顺路”。母亲还是不同意：“娃儿才满十七岁，伤了身体你害他一辈子”。父亲说：“实在不行了就去叫他舅舅来帮忙”。我当时就在舅舅那里当知青。

第二天清晨，父亲叫我上路了。天黑黢黢的，三步外看不清人。父亲戴一顶大草帽，担着铺笼帐被、木箱衣物、书籍、煤油炉子、油桶锅盆等日用品。我背着一个大挎包。一出家门，父亲悄悄说：“走小路”。小路要近几里，但路极不好走，路两旁尽是黄荆、马桑等挂衣裤、挂箩筐。但是，小路也只有五里，然后上公路直走。父亲挑着行李刚走出县城就满头冒汗了，但他始终不摘草帽，还把它压得低低的。我想替他挑几步，他坚决不同意。离开县城只有三里左右了，父亲放下担子，坐在扁担上不停的喘气。休息了一会，父亲又上路了。小路又窄，坑坑包包也多，跌跌撞撞的，几次差点摔倒。这一次只走了三百多米，在一个深塆里，父亲放下担子摘下草帽，气喘吁吁地说：“休息休息，等天亮了再走”。

天亮了，看得清路面了，父亲戴上草帽上路了。但是五里小路还未走完，父亲就吃不消了。开始，父亲挑着担子能走五百多米，后来只能走四百米、三百米、两百米就要歇气了。而且一放下担子，父亲就站直身体按着腰部吐气。我看着挑着行李歪歪斜斜、气喘吁吁的父亲，替换了他好几次，但我每次也只能走一百米左右。

走完小路，刚上公路，突然一辆客车开过来，父亲担着行李原地一个旋转，将背朝着客车，口中低声细语：“好大的灰尘，好大的灰尘”。这是清晨，公路上并没有多少灰尘。我忽然明白了：父亲为啥不坐班车，为啥要戴着草帽挑着行李走小路，为啥天不亮就出发，父亲害怕遇着熟人！更害怕熟人问他，问他到哪里去，是升官了还是降职了？当年坐班车的基本上都是机关干部，而县里的干部没有不认识父亲的。父亲不敢想象坐班车这段时间自己咋个熬过去，脸放哪里。但是，父亲害怕的事还是发生了。一个早上进城担粪的农民认出了父亲。父亲搞社教时在他们村蹲过点。那农民惊喜万分，拉住父亲的箩筐：“这、这不是陈书记么？你咋个、咋个自己担一挑行李，这、这是要往哪里去呀？”谁知父亲镇静如常，说出自己早就准备好的话来：“娃儿下乡当知青了，我给他送东西”。那农民太好哄了，说：“陈书记硬是我们劳动人民的好领导啊，至今都没忘本变色”。

挑着行李走了十来里，父亲的头发衣服几乎全被汗湿了，我的内衣也汗湿了，歇气的频率越来越高，时间越来越长。有一次，父亲坐着起来后，竟然头昏眼花站不稳，一连朝前窜了好几步，赶忙抱住路边一颗树干才没摔倒。后来，他挑着行李走几十米，脚杆就开始打闪闪。我的肩头也被担子压肿了。我脱下衣服捆成一捆垫在肩头上，挑担时也痛得难受。虽然如此，我却同父亲争着挑担子。但几次都被父亲夺了过去。走着走着，父亲压着担子的身体越来越倾斜了，似乎那肩上的担子越来越沉，越来越重，似乎全家的重担全压在他的肩上。我紧跟在父亲身后，直呼他停下，我来我来，但父亲却怕重担压坏了我的身子，竟咬牙快步小跑起来。看着父亲摇摇晃晃的身子，我心中有股不详的预感，于是紧跟其后。突然，父亲一个踉跄，扑倒在公路上,扁担弹飞在路旁的水沟里。我鼻腔一酸，大叫一声：“爸爸”！一下扑了上去。父亲甩开我，顽强地爬起来，裤子擦破了，一身是灰。看神情，父亲再也不能也没有挑担的意思了，好在这里离我下乡插队的舅舅家只有一里多路了。

舅舅来了后，看着父亲轻轻的叹了口气。

我后来曾想过，如果那天没有舅舅帮忙将会是怎样一个结局。但是，没有如果，这些都是父亲早就计算好了的。

那天，走拢乡镇后，那里的干部看着父亲全是惊叹、诧异的神情……

不久，大战红五月开始，父亲病倒了。腰痛肩痛全身痛。但父亲强撑着从病床上爬起来参加抗旱。有干部劝阻他，父亲却说：“我这病又不死人，旱不抗，苗子就干死了”。抗完旱，腰部更加痛，一检查，父亲的肾脏出了问题。又过了几个月，父亲出现“三多一少”症状，一检查，是糖尿病！

糖尿病是顽症，父亲退休了它仍然缠着他。

父亲退休后无聊极了，开始点了些书，叫我找给他看，有《红楼梦》《水浒》《三言》等。但是，父亲这本翻几页，那本翻几页，就把它扔到一边去了。他又去学气功，但怎么也入不了静。又学钓鱼，等两分钟没动静就走。跑到另一处，守几分钟，又走。后来把鱼竿也扔了。又和朋友搓麻将，搓了几次，不搓了，说：“这些人以前在我面前毕恭毕敬，现在却大呼小叫、横眉冷脸、极不尊重，简直无法忍受”……

有一天，父亲对我说：“唉，搞了一辈子空事哟”……我一惊：“啥”？父亲摇了摇头，悲伤的说：“我卖了几十年的嘴巴皮，到头来老了，啥也不会了，啥也不行了。早晓得有今天，那时学个技术就好了。唉，二辈子也不当官了。唉，你看，隔壁某某就会写几笔毛笔字，某某就会打个算盘，退休了也是这家请了那家请。像我们这种人却没人理了，被社会淘汰了”……

父亲的话深深震撼了我。这也是我后来立志搞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父亲深深地感受到人生暮年的悲凉，痛苦的经受着他们这类型人的晚年的灵魂的煎熬。

退休两年，父亲瘦了整整一圈，病越来越多、越来越重。

1984年12月，我到绵阳梓潼县学习。24日午饭后，我与几个同事在大街上散步，正谈笑中，我心里忽然升起一股强烈的莫名的悲伤，无缘无故的伤心的抽泣起来，泪水直往外涌，无法控制。眼尖的同事叫了起来：“你怎么了，怎么了”？我害怕被同事耻笑，同时又不知道怎样来回答他们，于是强忍泪水，边挥手边快步朝前走。这一奇特的前所未有的强烈的心灵感应，到晚上才得以破解。傍晚，我收到家里的加急电报：父病危，速回！我看了发报时间：当天中午12时55分，正与我们在街上散步的时间吻合。

我于12月25日傍晚赶回蓬溪。

父亲躺在县医院住院部病床上，腹水胀得肚子高高隆起，一只手腕插着输液管，但神情十分清醒。他惊讶地问我:“回来干什么，不是学习两个月么”？我只得哄他：“单位上有事，临时叫我回来的”。后来，母亲把我叫到门外，几个医生已等在那里。医生说：“你父亲不行了，肾都已经烂了，腰部鼓起两个包，心脏、肺、肠胃等内脏也出问题了”。我惊疑地说：“我才走一个月，走前我爸不是只有点小感冒么”？母亲说：“是呀，你晓得他感冒一般不进医院，自己给自己处方开中药，还吹嘘自己久病成良医”。医生接过话头：“我们分析了他的几个药方，他病情的恶化与这些药方关系很大”。母亲说：“可能他这回吃自己的方子越来越严重，后来肚子发胀，大小便都解不出来。这不，才住四五天就开始吐血了。”母亲说到这儿，忽然传来父亲叫我的声音。我赶忙走进去，父亲问：“你们在外面说啥”？我摇摇头。父亲又瞪着母亲：“你们背着我在说啥？为啥在外面的娃儿全都回来了”？母亲还未回答，父亲忽然嘴一张，一大股黑色的液体从嘴里喷了出来，吐在雪白的被单上。我上前一看，吐出来的已不像血了，乌黑乌黑的，像一大滩阴沟水……

1975年5 月本文作者陈茂森与父亲陈大培在成都南郊公园合影

父亲病逝于26日凌晨。

……一生好强的父亲就这样的走了，没有留下一句遗言，因为他根本不相信死神已经降临。

作者简介：陈茂森笔名奀人，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蓬溪县政协第六、七、八、九、十届委员。当过知青、工人、军人、工程师，毕业于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曾在蓬溪县蚕丝公司工作30余年，历任站长、业务股长，经理助理等职。80年代开始在《青年作家》《四川文学》《人间》《海燕》《百花园》等文学期刊发表小说数十篇。主要有：《规矩》、《张三打狗》、《猪贩子的一天》等，其《小镇小河小老头》被四川人民出版被选入《建国40年四川省优秀群众文学作品选》、《野湖》获《青年作家》三等奖。纪实散文《为了人民健康，守护这片净水》2023年荣获四川水都风采三等奖。